全國政協委員、香港潮州商會會長高佩璇接受【信報專訪】,刊於2024年9月30日《信報》A13版。
全文如下:
憑潮州人四特質撐起半邊天
潮商會會長高佩璇 突破重男輕女傳統
潮州人傳統上予人重男輕女印象,但可能只是「男主外、女主內」觀念造成,潮州女性能力巾幗不讓鬚眉,像意得集團主席高佩璇就是白手興家的傑出代表,九十年代隻身遠赴遼寧省瀋陽市,成功建立全東北最大規模的專業服裝批發及零售市場,早前更當選香港潮州商會創會103年來首位女會長,她自言一路走來靠的是潮州人重誠信、刻苦耐勞、抱團、堅持等四大性格特質。
充滿正能量的高佩璇,訪問期間笑聲不絕,態度親切。祖籍汕頭的她是家中孻女,對上有長兄及6位姊姊,較她年長近20歲的胞兄,很早就隨父親來港做生意,故童年時其汕頭老家儼然女兒國,由母親照顧7姊妹,「家中環境尚算可以,外婆、姨媽等在新加坡,會定期寄很多食物過來,小康之家。」
白手興家 廿歲回鄉建製衣廠
她不諱言,母親對她影響最大,「家中女生多,小時候媽媽晚上會給我們一盞燈,成班姊妹圍在一起做手工,不讓我們偷懶,賺到的錢可以自己花,培養我們自力更生。媽媽有很多理論,雖只是間中一句,但對我來說永遠有用,最記得她常說『工字不出頭』,一定要做生意。」
1975年,17歲的高佩璇因符合「未成年子女」資格,可跟母親來港與父兄團聚,其他姊姊則要留在汕頭,她笑言是命運安排,初時與父兄一起做製衣,同時半工讀夜校課程。1979年國家改革開放,年方二十出頭的高佩璇,八十年代初自立門戶,並響應國家號召,回到家鄉汕頭投資興建成衣製造廠,從事服裝來料加工,她笑言並無什麼遠大志向,只想盡力為國家創造更多外滙收入。
當年高佩璇積極開拓全國紡織品貿易網絡,把內地廠商生產成衣出口歐美,其潮州人身份,亦曾為她帶來優勢。話說早年她找上海絲綢進出口公司談合作,對方知她是潮州人,態度份外友善,「他說潮州人很犀利,上海最早碼頭也是潮州人興建,無形中多份信任。」傾談後對方覺得她有能力亦堪信賴,「上海人做生意出色,一定先了解你人品、價值觀、能力,他只跟你閒談已做到判斷。」高佩璇從上海人身上學到做生意方式,加上本身潮州人性格特質,以及在港培養的國際視野,外貿生意愈做愈大。那些年大部分港資企業都以珠三角為據點,她獨具慧眼,看好千里迢迢的東北地區機遇,1993年把業務大舉進軍瀋陽,「當年潮州女性走到東北發展,相對的確少,其實潮州女性一向『心靈手巧』,做起事來絕不輸蝕,哈哈!」
在內地做生意,飲酒應酬屬家常便飯,高佩璇笑言問題不大,有時飲到酒酣耳熱,甚至忘記性別之分,「總之需要飲就飲,不需要就不飲,要知自己度數(酒量)什麼程度。」難得的是即使有時飲得太多,她總能堅持「人前面不改容」,回到酒店才大嘔特嘔,「不過我覺得東北人對女性算比較尊重,如他們跟男生飲,可能要飲到你暈倒方休,對女性反會留少少餘地。」
當年瀋陽經濟發展,遠不如改革開放多年的廣東省般成熟,九十年代高佩璇眼見瀋陽市內的五愛街服裝市場,四處都是國企改制後、下崗工人經營的路邊簡陋攤檔,遂決心建造一個全天候商場,免卻他們日曬月淋、冬天抵受嚴寒之苦;經歷重重挑戰,其心願1997年終於實現,五愛市場服裝城順利落成。
瀋陽開服裝城 助下崗工人謀生
然而好戲在後頭,當年服裝城外經常盤踞一班類似香港「古惑仔」的地痞流氓,影響商戶正常經營,沒想到高佩璇的處理方式,竟是平心靜氣跟他們面談;何以如斯勇猛?「『人之初、性本善』,他們不外乎追求更好生活,正因不夠聰明才用如此笨拙方法,那就引導他們向善,總好過多個對立面。你跟他們作對,只會日日『周身唔得閒』。」
「何況當時那些『黑社會』,其實並非那麼『黑』,只是用粗獷性格和生硬手段去達目的。」於是高佩璇動之以理,承諾如他們願意付出勞力,就可得到想要的東西,「一開始(市場)搬遷時,我就對他們說,無論是誰,如想在這裏(服裝城)謀生,就向我們反映情況,盡量安排。」
大部分個案都能解決,但亦曾出現個別「舞刀弄槍」惡霸,「總之入到來喊打喊殺的,我們基本上都引導他們向善。」服裝城對瀋陽經濟貢獻良多,創造大量營商和就業機會,至今很多當地市民依然尊稱高佩璇為「小姐」(近年加上個「高」字),她疫情前重遇一位九十年代後期曾持刀恐嚇她的男子,對方如今在服裝城經營幾間店,不忘多謝她給予機會。
「當年他來找我,拿刀指向自己腹部,說他不敢殺我,但敢自殺,想我安排店舖給他經營,我說可以,但要他先放下刀再談」,說時遲那時快,男子已揮刀劃破肚皮,鮮血四濺,「嚇到我腳軟」,高佩璇立即找來男子的胞姊把他送院,表明一個月內不想見到他,要其靜思己過,最終男子回來認錯,高佩璇也信守承諾,給他舖位做生意。
一位南方女性遠赴北方開荒,並闖出名堂,過程中還要應付「刀光劍影」,高佩璇的能力和努力有目共睹;擁有潮州人堅毅基因的她表明,從無想過放棄,「他們每個人都不過為了生活,那個時代下崗工人多,你只要想辦法令他們飽肚已很好,我在瀋陽做企業,從無想過要賺幾多錢,而是如何令他們賺到錢。」
「3年(新冠)疫情,我是第一個(商場業主)減租,現在疫情完結那麼久,我們還是沒有恢復(疫前)租金(水平),只是40%左右,疫情時是30%,這樣才能維持(服裝城運作),現在周邊很多市場已無人經營。你要在疫情初期及早協助他們(商戶),如等到他們無法生存才去幫手,已經無價值,這麼多年我早把他們(商戶)當作親人。」高佩璇說。
深耕瀋陽逾30年,被問到有無親友勸她,何必那麼「拋頭露面」地拚命工作?高佩璇直認不諱,「但我可沒『拋頭露面』呀(笑),一直在做實際工作,亦不覺自己拚搏,都是能力範圍內的事,盡力而為,做到多少就多少。」
身為傑出潮州女性,高佩璇笑言,不覺得所謂重男輕女觀念,對其人生有何影響,反讓她獲得更多尊重和支持,「可能外界有這印象(重男輕女),但我認為潮汕文化傳統『男主外、女主內』,其實只屬社會分工而已,不代表女性在社會、政治、商業或家庭中,地位並不重要,女性地位甚至更多一層,要相夫教子。」她又認為,「男主外、女主內」觀念的形成,只因以往社會沒太多工作機會,隨着社會進步,愈來愈多女性佔據重要崗位,惟她謙稱自己並無打破什麼地位傳統,只是一直秉持「誠懇、踏實、細緻」原則做事,「生活中的酸甜苦辣,並非女性獨有經歷,男女皆要面對,不存在性別之分。」
「潮州幫」出人才 最佩服三老
明天是十一國慶,居港潮州人的愛國情操一向毋庸置疑,亦很重視抱團文化,高佩璇2004年加入香港潮州商會,9月1日接任第54屆會長,成為該會自1921年成立以來首位女當家,她表明任內工作重點,包括鼓勵會員積極參與建設大灣區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,在「一帶一路」建設中尋覓商機;做好港府與會員和業界之間橋樑;做好內地,特別是潮汕地區與香港及海外工商界的「超級聯絡人」和「超級增值人」。
敬重莊世平 2000億捐贈國家
眾所周知,本港「潮州幫」人才輩出,高佩璇直言,值得尊敬佩服的前輩多不勝數,像已故南洋商業銀行創辦人莊世平,生前雖為超級富豪,生活卻十分節儉,「我們去他家中作客,深受感動,傢俬極為舊,(為人)非常簡樸。」2007年莊世平以97歲高齡辭世後,把逾2000億元財產全數捐贈國家,並無留給子女,「(遺留的)只有他的精神,還有我們族群對他的尊敬。」
另一位是已故國學大師饒宗頤,雖已身為舉世公認的卓越名家,但依然堅持終身學習,「他當時90歲後還跟我說,正在學習一個新的畫派,不斷補充自己的知識面,很值得佩服。」
高佩璇又不忘提到長和系創辦人李嘉誠熱心行善及貢獻家鄉,高佩璇還曾聽聞對方一個故事:2015年李嘉誠赴美就醫,得悉享負盛名的以色列理工學院打算在紐約設立首間海外分校,他二話不說動身飛往以色列,爭取學院把首間國外分校設在家鄉汕頭。
她表示,雖然李嘉誠在以色列投資逾20年,惟那次才是他首度造訪當地;名人親身駕到洽談,學院遂決定來中國設分校,當時內地其他城市見獵心喜,紛紛想游說學院落戶當地,最終以色列理工學院登陸汕頭,2017年正式面向全國招生,「這件事情說明,李先生是真的愛國愛港愛鄉。」
潮州族群多年來對本港發展貢獻良多,高佩璇指出,潮州人到任何地方經商,都會善用當地資源,並參與建設,為當地既有的資源增值,再與當地人分享,「所以潮州人什麼地方都落到腳,是長遠地融入到(當地)社會,沒有攻擊性,亦不會拿取資源後就走掉,而是為當地做貢獻,正如我們在瀋陽的項目,哪管自己艱辛,都堅持為他們做到今時今日,至少地方政府都認同(貢獻)。」
搶救滿語 保育中華文化
潮州人做生意向有自己一套方式,最重要是他們致富後,很多都願意回饋社會,支持教育文化、賑災扶貧等工作;談到潮州人多刻苦耐勞與熱心行善,高佩璇相信跟地域文化有關,加上潮州人很早期就「下南洋」、即俗稱「賣豬仔」(舊時拐賣人口出國做苦工),因受過苦,故更樂於助人,亦特別相信因果報應。
另一特質是「自我節儉,行善豪爽」,她以自身經驗為例,雖稱不上超級富豪,做善事卻樂意慷慨解囊,「我長期不用買化妝品,也不太捨得花錢買名牌,是朋友見我那麼『孤寒』才送給我,哈哈!平日穿的衣服,大多是我們(五愛市場)服裝城的產品。」
積極行善之餘,高佩璇亦熱心保育中華文化,尤其致力傳承滿族語言,她憶述2009年某次機緣巧合下,獲悉黑龍江省檔案館有多達60噸的滿語文獻,但如今放眼全中國,懂滿語兼可做翻譯人士寥寥無幾,她進行資料搜集後,赫然發現不足20人,於是向素有交情的已故國學大師饒宗頤求指點,饒教授只回應「搶救」兩字,強調中國五大文化支流「漢滿蒙回藏」,缺一不可。
跟大學合作 借助饒公人脈
當時的滿語,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瀕危語言中、危險級別最高的語言之一,故高佩璇收到饒教授清晰指示後,不敢怠慢,隨即向黑龍江商務廳求助,惟對方亦不知從何入手,幸時任副省長是校長出身,知道有何門路,但不忘提醒高佩璇,做該類事情只有投入、並無回報,曾在中港捐助參與修建大量寺廟的高佩璇,秉持其施恩莫望報精神,自是義不容辭。
於是高佩璇與黑龍江大學研究所合作,並借助饒教授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及人脈,深入偏遠鄉郊地區,與當地懂滿族文化、但不識翻譯的少數民族長者接觸,把滿族文化數碼化,一做至今逾14年,「其實投入的錢不是很多,但做的事情很有價值,相信研究成果的價值,遠大於我們所投入的金錢。」